1.国外研究现状
泰国在濒危语言社区开展的保护语言多样性的“玛希隆模式”,是一个基于语言社区的濒危语言振兴和维持的研究与实践模式,成功降低了崇语(Chong)、嗾语(So)等一批濒危语言的濒危程度,也使北大年马来语(Pattani Malay)等有濒危倾向的语言恢复了活力,是目前国际上比较成熟完整的语言多样性保护模式。而社会工作在社区方面的工作具有很大的优势,可以协同该模式进行方言保护,玛希隆模式共有三个阶段11个步骤,即主要进行濒危语言调查与研究的准备阶段(含第1—4步骤),主要进行濒危语言及地方文化教育的实施阶段(含第5—8步骤),和承担语言社区与社会互动的互动阶段(含第9—11步骤)。这一模式可以在建立基于社区(community-based)的语言多样性保护模式;由社会工作者创制与规范本族文字,并训练本族人记录自己的语言;建立分层濒危语言保护机制,与社工开展多学科合作语保等方面提供借鉴和启示。泰国濒危语言研究也对汉藏语系、华澳语系乃至跨语系研究有着重要意义[1]。在以美国费城的社区学院留学生语言服务路径研究中也明确提到社区对语言的支持性作用[2]。而意大利政府在对言语社区规划来进行本土语言保护时重视其“互动”、“认同”[3],而社会工作者在社区内进行工作同样适用这两大要素,体现了社会工作在社区进行方言保护的重要意义。
再如苏格兰盖尔语,虽是苏格兰当地的语言,但也出现了少数民族化的倾向。在苏格兰只有57375人使用盖尔语,仅占苏格兰总人口的1.1%。论文将苏格兰盖尔语振兴计划作为欧洲少数民族语言保护以社会工作的个案工作来加以探究。[4]。而在伯恩斯坦和布迪厄的S.B.希斯的语言民族志的研究里,同样采用了社会工作领域的个案工作进行研究和比较[5]。
2.国内研究发展现状
中国作为多民族、多语言国家,面临语言濒危严峻挑战。自上世纪90年代起,国内学者开始深入研究濒危语言,形成对少数民族语言现状的清晰认识。为抢救和保护民族语言,维护语言多样性,我国已逐步开展相关研究工作。而社工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上也取得过相当的成就,例如深圳市坪山区坪山街道的社会工作者依托当地独特的“老粮仓”历史资源以小组工作的方式成功盘活非物质文化遗产“麒麟舞”实现“人文地产景”的社区营造。及使用社会工作方法中的小组工作务实满族刺绣[6]及贵州儿童染蜡技艺传承的研究[7],并且已存在一定社工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传承方面理论基础[8]。而社会工作专业在科学规划安置社区,保护社会生态完整性,是构成“新社区”语言保持与发展的前提条件。一个民族或族群所栖息的自然生态与社会生态是否完整,决定着这个民族或族群语言文化的存亡。在客观生态环境因搬迁发生根本性变化之后,有关部门可以通过合理科学的规划与建设,建立新的社会功能域,从而为“新社区”语言保持与发展创造良好的客观生态环境[9]。生态语言学将语言及其赖以生存的环境看成是一个开放的生态系统,认为多样化程度高的生态系统具有更高的稳定性与和谐性[10]。从事边疆社会工作和民族社会工作的社会工作著名学者李安宅先生曾指出:消除民族文化“边疆性”所采用的工作方法即是社会工作方法。
在方言文化保护的学术领域中,社区工作展现出了其不可或缺的价值,而语言濒危与社区有着很重要的关系[11]。首先社区工作作为连接个体与社区之间的桥梁,在提升居民对方言文化的认知与保护意识方面起到了关键作用。通过策划和举办各类文化教育活动,如方言讲座、文化展览及方言演出等,社区工作不仅向居民普及了方言的历史背景与文化价值,更使他们深刻认识到方言濒危的严峻现实,从而增强了对方言文化的认同感与保护责任感,根据言语社区理论,认同和沟通的共构形成社区的语言[12]。社区工作能够有效地整合社区内外的资源,为方言文化的传承与发展提供坚实的物质与文化支持。这包括深入挖掘和整理方言文化遗产,培养方言文化传承人,以及为方言文化活动提供必要的场地、资金等支持。这些举措不仅保障了方言文化传承的连续性,更为其注入了新的活力。社区工作还通过组织各类方言文化活动,如方言角、方言比赛等,促进了社区内部成员之间的交流与互动。这些活动不仅激发了居民学习和使用方言的兴趣,还加强了他们之间的情感联系,为方言文化的传承与发展提供了稳定的社区基础。如:在家里同家人交流或在社区同本民族人交流,受访者大多会选择使用民族语[13]。
社会工作还不断探索和创新方言文化传承的新模式与新途径。例如,利用现代科技手段对方言进行数字化保存和传播,开展方言文化旅游项目等,这些创新举措不仅拓宽了方言文化的传播渠道,还为其传承与发展提供了新的思路和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