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村文化建设既是乡村建设中的灵魂工程，也是乡村振兴中的难点所在。尽管经历了中国千百年来历朝历代的盛衰兴亡，乡村地区以其强劲韧性始终保持着中国传统文化的发展脉络，在不断演变中转型发展。但面对现代化发展这一“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乡村文化有必要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思想指导下寻找有效建设的策略。基于此，本部分将回顾国内外乡村文化建设的实践与乡村文化建设中的村民参与研究等两大部分内容。
1.国内研究现状
(1)国内乡村文化建设的实践与研究
新中国成立标志着乡村文化的全面转型，推动了社会主义文化体系建立。改革开放后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和乡镇企业的发展激发了村民职业身份的变化，进而推动乡村地区思想解放、生活方式和文化观念的剧烈转变。近些年来，快速城市化、工业化和信息化发展进一步倒逼乡村社会整体转型，乡村文化建设必须在传统文化式微和现代文化入场的双重冲击下寻找对策。在此背景下，中国乡村文化建设的发展逻辑存在可循的逻辑主线:一是发展目标在于实现乡村地区精神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试图在保留传统文化精髓的同时，将乡村地区的文化糟粕改造为现代价值观念(孙运宏等，2023);二是发展主体越趋鼓励多元主体参与，包括党、政府、村民、文艺社会组织等;三是解决乡村文化建设服务供给与村民文化需求现代化之间的不平衡矛盾;四是优化政策供给，鼓励城乡文化资源和服务均衡发展。
表1 乡村文化怎么建: 乡村文化建设的实践脉络
| 阶段 |
基本内容 |
村民参与特征 |
|
1949至1957年初步建设时期
|
《共同纲领》明确了乡村文化建设的方向，提高人民文化水平和培养建设人才，如建立广播系统、实施文化娱乐税、推动乡村电影放映、文化站建设
|
国家引导、村民配合，改造文化生活
|
|
1958至1977年人民公社时期
|
乡村文化建设接受国家计划指导，基于集体管理制度要求村民参与文化活动，反映社会主义精神在乡村文化的绝对地位
|
国家全面指导、村民完全接受，重视意识形态宣传
|
|
1978至2002 年改革开放前期
|
国家政策鼓励多元化文化供给，但仍是主要供给者，推动建设文化站、图书馆和文化馆，实施广播电视村村通。但市场化导致乡村文化设施建设成效有限
|
国家仍是主要文化供给者、村民接受多元文化服务，但文化服务依然粗放
|
|
2003至2012年新农村建设
|
政府强化对乡村文化的支持，推出农家书屋工程等，建立一定规模的文化服务网络，促进文化基础设施发展
|
国家更注重需求导向，村民参与机会更多 |
|
2013年至今乡村振兴-和美乡村
|
政府推动文化资源公平分配和免费开放，如建设综合性文化服务中心、广播电视村村通、农家书屋延伸服务
|
政府和村民共同参与文化建设 |
上述政策脉络固然因时制宜、因地施策，但作为乡村文化建设主阵地的乡村当下依旧面临乡村文化建设的多维度困境，可以归纳为下列四种:一是传承主体衰落，人口向城市流动带来乡村空心化、留守化、老龄化，导致传承主体“力不从心”，乡村文化建设内生动力不足;二是公共空间消散，受到城市文化的广泛冲击，村民的传统价值观、习俗和行为消散，导致乡村文化空间萎缩，传统乡村文化建设的阵地面临消散危机;三是生活情境消失，生活现代化带来传统手工艺和戏剧等传统文化失去乡村市场，戏台、祠堂等乡村文化设施遭遇维护困境，导致人才青黄不接、技艺传承困难:四是治理模式脱域，过度强调政府作用，忽视村民主人翁身份，既不能有效利用现有文化财产，也浪费大量资金支援，压抑乡村问题的“地方性”特质。针对上述问题，学术界亦提出了差异化的对策思路:一是重构乡村振兴的内生动力，培育“中坚农民”群体(贠菲菲，2023)，借助村民中有智识、有能力的群体自身的力量促进乡村内源性振兴(贺雪峰，2015):二是情感、关系、行动三维营造乡村文化建设的空间，甚至拥抱数字化改造传统乡村文化;三是与乡村全面振兴联动，开展乡村文化共同体建设，重新培育村民的文化自信与传统生活习俗;四是尊重村民主体地位，主动授权乡村文化协同供给体系，大力弘扬具本地特色的文化。
(2)国内村民参与的实践与研究
国内关于长期存在于乡村文化建设实践中的“村民参与”问题，学界主要从文化参与作用、影响因素、研究视角和路径建议等方面做出不同阐述。首先，从村民文化参与的作用来看，村民的文化参与既关乎村庄公共文化政策执行力的提升(郑恒峰，2012)和村庄自身的集体认同(吴理财等，2014:谢治菊等，2023)，也关乎整体村庄的共同富裕(赵志业等，2024):此外，村民的积极文化参与行为既能有效推进乡村文化振兴，也能满足村民的差异性需求和解决村庄文化建设中文化内容供需脱节问题(李伟等，2022)。其次，从影响村民文化参与的因素来看，村民文化参与认知不足以及村庄公共文化体系尚处于初级阶段，以至于村民的文化参与仍停留在浅表式参与层面(陈庚等，2018)，同时文化参与过程中出现的“效用与精力的双重机会损失”，对村民文化参与积极性有抑制作用(陈波等，2018)，而且村民对文化惠民工程的满意度和认可度(傅才武等，2020)，个体兴趣、情感因素、收益认知等也是影响他们参与文化建设的重要因素(戴艳清等，2023)。再次，从村民文化参与的研究视角看，可从“关系驱动一资源赋能一空间重构”三个维度剖析村民在文化建设中的渐进式参与过程(袁金辉等，2023)，或从乡村文化发展内卷化视角分析村民参与主体缺位的问题(孟祥林，2019)，也可从村民参与性和主体力量多元性的视角划分村民参与的类型并分析文化治理中村民参与的特征(李建军等，2023)。最后，就推动村民参与文化建设的路径建议而言，有研究建议要充分发挥农村“文化中心户”的带动作用(耿达，2019)，或通过促进村民文化权利的实现，推动村民从文化旁观者转变为参与者(黄爱教，2019)，或健全村民参与机制、鼓励返乡乡贤支持村庄文化建设以引导村民积极参与(董帅兵，2021)。
2.国外研究现状
(1)国外乡村文化建设的实践与研究
全球化背景下文化已成为一种重要的全球性公共产品，乡村文化建设脱离以往单一国家或地区的文化行动意味，亦具有作为本地品牌向国际扩散的功能。以乡村文化为代表的各国文化不仅构成世界文化多样性的重要组成。通过合理合适的文化建设策略对乡村文化进行保育、传承与创新显得尤为重要。面对乡村文化建设困境，研究归纳国际视角下的乡村文化建设具有七个关键策略(表2):第一，优化文化创新环境，为不同主体开展文化项目提供决策信息、策划方案、充分授权、技术援助、分享经验、资金支持，同时又拒绝过度干预。第二，文化识别加以开发，识别文化资源的价值和功能，推进文化品牌建设，政府、社区、居民、学校、社会团体、研究机构多元协同共同参与。第三，培育本地文化人才，培育乡村人才在艺术文化方面的兴趣能力，邀请文化人士下乡，帮助提升乡村文化教育和创作水平，主要使用投资、拨款、技术支持、税收减免等手段。第四，重视城乡融合发展，实现城乡整体性发展，为乡村文化发展提供人才和经济基础(祁志伟等，2022)。第五，尊重村民主体地位，强调乡村文化的地方属性(汪圣等)，利用乡村文化资源和景观培养跨时代的本地认同，鼓励村民参与乡村文化建设，避免浪费公共资金。第六，智慧赋能文化转型，推动科技和文化融合，借助技术为改善文化治理注入新动能。第七，乡村艺术景观营造，打造乡村公共艺术项目，设计具有乡土文化符号的人文景观，进而形成乡村本地的艺术品牌。
表2 国际文化建设经验归纳
| 具体方面 |
基本内容 |
代表案例 |
|
优化文化创新环境
|
为不同主体开展文化项目提供决策信息、策划方案、充分授权、技术援助、分享经验、资金支持
|
韩国“新村运动”
|
|
文化识别加以开发
|
识别文化资源的价值和功能，推进文化品牌建设
|
巴西社区式文旅、罗马尼亚沉浸式乡村文旅
|
|
培育本地文化人才
|
培育乡村人才在艺术文化方面的兴趣能力，主要使用投资、拨款、技术支持、税收减免等手段
|
韩国村民会馆实践、美国社区文教探索、日本“人间国宝”制度
|
|
重视城乡融合发展
|
实现城乡整体性发展，为乡村文化发展提供人才和经济基础
|
德国城乡等值化与农业 4.0、日本田园回归
|
|
尊重村民主体地位
|
强调乡村文化的地方属性，鼓励村民参与乡村文化建设，避免浪费公共资金
|
日本造“町”与“一村一品”运动
|
|
智慧赋能文化转型
|
推动科技和文化融合，借助技术为改善文化治理注入新动能
|
保加利亚民俗数字图书馆、德国乡村数字化建设
|
|
乡村艺术景观营造
|
打造乡村公共艺术项目，设计具有乡土文化符号的人文景观，进而形成乡村本地的艺术品牌
|
匈牙利地方感导向的空间营造、法国多元化的乡村空间营造、日本乡村公共艺术项目、加拿大艺术活跃社区
|
(2)国外的村民参与研究
国际研究对村民参与的探讨着重于如何通过赋予村民更大的话语权和决策能力，促进社区治理结构的改善、决策过程的透明化和公正性的提升。第一，采用参与式发展模式，将村民置于乡村发展和规划的中心，以及强化地方自治与地方授权(朱洁等，2021)，确保乡村决策是自下而上的，充分发挥地方能动性。方法上国际以世界银行主推的社区驱动型发展(CDD)为主流，鼓励乡村村民主导本地区的公共事务及项目开发(TheWorld Bank，2014)，该项目也进一步延伸出，并在一定程度上引进中国进行试点试验(陈雷，2010)。第二，采纳时下流行的科技赋能方式，借助数字工具的使用加强政民之间的沟通并拓宽参与渠道。第三，目前海外研究新兴性别平等、文化包容等公平倾向的研究，旨确保在较保守的乡村地区中传统上受歧视的群体(妇女、少数族裔、残疾人、留守儿童)等，在村民参与机制中享有平等参与的机会(Christin,2012)。第四，将村民参与从传统的本地公共事务拓展到具全球视野的环境保护、灾害管理、韧性乡村等新兴研究领域。面对气候变化和环境退化等可持续性发展上挑战，海外不少研究认为有必要重视乡村作为全球一份子的重要作用，体现广阔乡村自然资源禀赋在抗衡天灾人祸中的重要作用。国际上的研究致力于通过多元化方法和机制激发村民参与的积极性，保障村民尤其是传统上被忽视的群体的参与权利，并拓展村民参与的议题并使之具有全球视野和前瞻性。
3.发展动态及文献述评
已有研究对乡村文化建设、村民参与及其困境作了详细的解释。中国乡村文化建设随着时代演进遭遇多维困境，学术界提出如重构内生动力、创造文化空间、联动全面振兴和尊重村民主体地位等策略。国际视角下，乡村文化已被开发成全球性文化产品，各国的实践提供了优化创新环境、培养本地人才等多元经验。乡村文化建设中的村民参与研究内含文化参与的重要作用、影响因素、推动路径和多元研究视角，均为后期研究提供深刻洞见。
从上述可知，国内外已有的文献对于深化村民文化参与研究具有借鉴意义，但此领域研究仍存在优化空间。第一，从学术研究视角来看，“村民文化参与”问题是学界长期关注的热点问题，然而国内外还没有直接从“参与式治理”视角来研究“村民文化参与”问题的成果。第二，从理论框架来看，在以往研究中将格里·斯托克的参与式治理CLEAR模型应用到社区治理(卓文昊等，2020)、环境治理(于水等，2022)、基层治理(包涵川等，2022)等领域，但是目前尚未有学者将该理论模型运用到文化参与领域。第三，目前大部分的研究对影响村民参与的因素都做了细致的分析，但更多止步于对横截面案例的短时间观察，又或者只对参与困境进行验证，未能从过程研究范式出发对村民参与困境形成的因果机制进行分析。基于此，本研究将参与式治理CLEAR模型引入到村民参与文化建设的研究领域，力图对典型案例进行过程追踪，并从过程研究范式出发识别村民参与困境的生成机制，丰富对村民参与困境的理解，最后提出对理论和实践具有借鉴价值的对策建议。
